鍾祖康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運,曾令年少無知的我對中國湧現大遐想,但很快我就看到中國仍在它原有的千年不易路軌上,以我為主地踽踽獨行。 我從大遐想霎那間跌入大幻滅,對中國人這身份回復原有的沮喪和厭倦。我慢慢看清楚,中國的病固然不是傷風感冒,也不是急症,而是經歷兩千多年胡天胡帝累積沉澱下來的慢性惡疾,是千年老病,最難醫,而且由於不肯醫,簡直是近於絕症。 的確,中國政治就是一個鬥髒鬥毒的遊戲。
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運,曾令年少無知的我對中國湧現大遐想,但很快我就看到中國仍在它原有的千年不易路軌上,以我為主地踽踽獨行。
我從大遐想霎那間跌入大幻滅,對中國人這身份回復原有的沮喪和厭倦。我慢慢看清楚,中國的病固然不是傷風感冒,也不是急症,而是經歷兩千多年胡天胡帝累積沉澱下來的慢性惡疾,是千年老病,最難醫,而且由於不肯醫,簡直是近於絕症。
的確,中國政治就是一個鬥髒鬥毒的遊戲。